【字里行间】

◎陈 巍

当人们面对壮丽的自然景观时，常会感到惊异、敬畏、兴奋甚至轻微惶惧。18世纪以来，埃德蒙·伯克和康德等学者以“崇高”概括这类体验。到了近现代，崇高体验越来越多地从自然奇观转移到技术产物之上。美国技术史家大卫·奈强调，崇高是随媒介、制度和社会条件变化而历史化的经验领域，它因让个体暂时退出狭小自我、在共同感受中形成社会凝聚力而获得重要意义。

在中国，“科技崇高”正通过公共话语体系日益突显。中国近代的科技想象更多是在西方入侵下的民族危机中动员出来的，因此中国的后发式“科技崇高”从一开始就带有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色彩。段海龙等著的《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以下简称《遗产》）为我们从这一视角探讨中国近代科技史提供了丰富例证。

《遗产》有着清晰的编纂方法：选取31则案例，每则案例统一按“科技之实践”“实践之创新”“创新之光辉”“遗产之价值”“价值之传承”五部分展开。这一结构把传统科普的成就写作范式更新为涵盖从发生到保存、从技艺到制度的完整链条，使科技遗产成为“仍能持续发声的历史行动者”。

正由于中国“科技崇高”的后发性，《遗产》所载案例引发的崇高感往往隐伏于看似普通甚至过时的科技对象中。解放牌汽车今天已失去最初的视觉冲击，但它作为新中国工业体系形成的节点，集中体现了从冶金到整车装配的技术协同突破；早期污水处理设施隐蔽于城市边缘，却代表着现代文明对公共卫生问题的系统回应。

通过《遗产》，我们可以辨识中国“科技崇高”区别于美国模式的三个特点。

其一是驱动主体。美国“科技崇高”常与发明家、企业家的个人英雄叙事挂钩，《遗产》中虽有詹天佑、侯德榜等领军人物，但在撰写铁路建设、制碱工业、导淮工程等时，集体通常占据更中心的位置，强调“代有才人出”的良性循环体系比“独狼”式的英雄具有更独特的崇高价值。

其二是参与仪式。美国“科技崇高”依赖博览会、桥梁庆典等大型公共仪式，核心是身体在场的集体感受。《遗产》提醒读者，静态的影集、手稿、厂房同样是崇高的媒介；而当代网络直播更有助于把“在场”见证转变为分众化的远距离参与，形成多中心的情感共同体。

其三是语义隐喻。美国“科技崇高”常带有征服自然、开拓边疆的扩张性语义，《遗产》所收案例则更强烈地指向科技救亡、工业奠基、农业增产、公共卫生改善等主题。黄河铁路大桥、洞窝水电站、东方红拖拉机等案例之所以带来崇高感，根本在于它们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紧密相连。这启发我们在营造中国式“科技崇高”时，可着重强调普惠层面，即科技成就如何改善多数人的生活。

总的来说，《遗产》以可触摸的物证把科技成就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这为理解后发文明如何通过展示学习、协作和赶超的过程来塑造“科技崇高”、树立文化自信，提供了一条值得深入探索的路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