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AI技术与消费电子产业深度融合

　　◎陈　佳　　“十五五”规划纲要锚定“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2.5％的目标。消费电子产业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加速演变，我国消费电子产业具有市场规模大、产业链全、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但也面临增长动能转换、核心技术创新、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等一系列挑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紧紧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推动AI技术与消费电子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效益优势转变，从产业链中低端向高端跃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AI角色发生根本改变　　回顾消费电子产业发展史，其经历了以个人电脑普及为标志的数字化浪潮、以互联网接入为标志的网联化浪潮，以及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移动化浪潮。每一次浪潮都创造了万亿级市场并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红利见顶，硬件出货量面临结构性疲软，产业急需新的增长引擎。在此背景下，生成式AI的爆发正推开第四次浪潮——智能化浪潮的大门。　　与以往不同的是，AI在消费电子中的角色发生根本改变。过去十年，AI往往作为辅助性的“功能”存在。而在第四次浪潮中，AI正演变为一种基础性设施。这是一种底层基因的重组：未来终端设备的操作系统、芯片架构及交互逻辑都将围绕AI大模型重新设计。设备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与展示者，而是演变为具备感知、记忆、推理与执行能力的智能体。　　这种转变标志着消费电子产业正在培育典型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起主导作用，AI大模型作为新生产要素，直接改变了人机交互的效率边界。它使得计算设备能够理解复杂自然语言并进行自我进化，推动产业从单纯硬件制造向“硬件＋AI＋服务”的高附加值生态转型。我国拥有全球最完善的供应链、最庞大的数据及丰富的场景，若能抓住这一窗口期，实现从“电子制造大国”向“电子智造强国”的跃迁，将在全球竞争中抢占制高点。　　本地推理能力至关重要　　在AI驱动下，消费电子产业正经历一场从算力堆叠到智能内生的范式革命。长期以来，行业性能提升遵循摩尔定律，主要依赖CPU（中央处理器）、GPU（图形处理器）的主频与核心数增加。然而，在AI时代，传统冯·诺依曼架构面临“存储墙”与“功耗墙”的双重挑战，单纯的通用算力堆叠已无法满足大模型运行需求。以NPU（神经网络处理器）为代表的专用计算单元崛起，标志着硬件架构从通用计算向智能计算转型。　　更深层次的革命发生在运行机制上。虽然云端大模型拥有千亿级参数和浩瀚知识库，但在消费电子具体应用场景中，完全依赖云端并不现实。这引出了当前产业界最核心的技术路径：“云端大模型＋端侧小模型”的混合AI架构。消费电子必须具备强大的本地推理能力，必须发展端侧小模型。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隐私安全问题。数据是核心资产，隐私保护是红线。若用户的聊天、健康、位置等敏感数据必须上传云端处理，将面临巨大安全风险。端侧AI通过“数据不出端”在本地完成推理与决策，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能从根本上解决用户的后顾之忧。　　其次是可靠性问题。在自动驾驶、实时翻译或AR交互等场景中，毫秒级延迟可能导致体验崩塌甚至安全事故。端侧AI无需等待网络回传，能实现毫秒级实时响应，且在断网环境下依然能提供核心智能服务，保证设备使用的连续性。　　最后是个性化问题。云端大模型是通用的“百科全书”，而端侧AI则是最懂用户的“私人助理”。通过在本地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学习与微调，端侧模型能形成独有的记忆与偏好设置。这种“千人千面”的智能体验，正是智能内生的最高级形态。未来的消费电子竞争，将不再仅仅是“跑分”竞争，而在于谁能更高效地在端侧跑通大模型，谁能更好地实现云端与端侧的算力协同与知识互补。　　系统重塑消费电子产业　　技术变革的最终归宿是赋能产业、服务社会。AI赋能消费电子，不仅是实现产品升级的关键，更是连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桥梁，将助推我国经济跑出创新发展加速度。　　从产业维度看，AI将重塑产业链价值。传统组装制造处于价值洼地，而AI使硬件成为高价值服务入口。例如，集成医疗大模型的智能穿戴设备，已从简单的计步器转变为连接远程医疗与保险服务的“随身健康管理师”。这种“硬件即服务”向“硬件即智慧”的转变，将拓宽盈利空间，带动芯片、传感器、新型显示材料及应用开发的全链条升级，形成显著产业溢出效应。　　从消费维度看，AI将加速消费电子与汽车、家居跨界融合，构建全场景智慧生活。随着“人—车—家”生态打通，AI智能体可以在设备间无缝流转。家中视频上车续播，手机导航路线自动同步车机，这种无缝体验将极大刺激消费需求。　　从社会维度看，AI将有力填补“数字鸿沟”。复杂交互曾将老年人、残障人士挡在数字生活门外，而基于大模型的自然语言交互让设备能“听懂人话”。老年人无需学习复杂逻辑，开口即可完成打车、挂号；视障人士可通过眼镜“看”世界，听障人士能通过字幕“听”声音。这种技术向善的力量，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以人为本的根本属性。　　消费电子产业正经历一场涉及技术架构、商业模式与产业生态的系统性重塑。面对智能化浪潮带来的历史性窗口，应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着力攻克端侧AI芯片、新一代人机交互等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构建开放协同、安全可信的产业生态；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智能终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切实转化为产业实践，在第四次浪潮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作者系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锻造科技创新“桥梁型人才”

　　◎张晓静　李　辉　牛　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并强调“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常态化实施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机制，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这两项部署，分别指向企业创新的双引擎——产学研协同攻关能力与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持能力。　　然而，政策红利要转化为创新动能，中间需要一座“桥”。这座桥，就是“桥梁型人才”——既懂科技又懂产业、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而言，企业牵头创新联合体，需要统筹产学研的科技领军人才；科技金融要精准滴灌硬科技企业，需要能够识别技术价值的科技金融人才，他们是连接科技与资本的桥梁。唯有这两类“桥梁型人才”协同发力，才能点燃企业创新的双引擎，从而让顶层设计在创新一线落地生根。　　“桥梁型人才”面临结构性短缺　　当前，我国科技型企业在享受政策红利的过程中，正面临“桥梁型人才”结构性短缺。　　一方面，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中，缺乏具备战略视野的科技帅才。政府鼓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企业技术负责人擅长具体研发，却难以从产业链高度凝练出具有共性的重大科学问题。部分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进入企业联合体后，由于缺乏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力，导致研究成果难以落地转化。当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占比超80％，青年人才虽多，但能够统筹产学研、带领大团队冲击重大战略任务的一流科技领军人才依然匮乏。这类人才的缺失，导致创新联合体“联而不合”，产学研协同难以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　　另一方面，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中，也缺乏既懂金融又懂技术的科技金融人才。随着科技金融绿色通道的常态化开设，银行、投资机构需要深度介入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领域。然而，传统金融人才往往看不透技术的核心门槛在哪儿，判断不了技术带来的竞争优势能不能守得住，也难以预判技术的生命周期还有多长，因此很难识别企业真正的价值；而纯技术背景的人员又不熟悉金融规则与风险定价。这种“语言不通”导致金融机构在面对科技企业时普遍陷入“不敢贷、不敢投”的困境。许多银行科技支行为解决这一问题，被迫大幅提高理工科背景员工的招聘比例，甚至出现“新入职员工以工科类居多，金融专业反倒不多”的现象，这进一步折射出复合型人才的缺位。两类“桥梁型人才”的缺失，让企业创新的双引擎无法协同发力。　　实战中培育“桥梁型人才” 　　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打破科技与企业、科技与金融之间的壁垒。　　一是以创新联合体为熔炉，锻造连接科技与产业的战略科技人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将创新联合体建设成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要推广“双导师制”和“校企双栖”模式，鼓励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可借鉴陕西等地探索的“校招共用”经验，支持人才保留高校编制，但长期驻扎企业研发一线，围绕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科研。对科技领军人才的评价，应重点考核其在联合体中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的实效，以及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能力，引导他们从单纯的学术研究者转变为懂管理、懂市场的产业帅才。　　二是以科技金融实践为练兵场，培育懂技术的金融“翻译官”。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科技金融的要求，必须依靠专业的人。金融机构应系统化实施科技金融人才赋能行动，通过“专业培训＋专题实践＋跟岗学习”等方式，让金融人才深入科技企业生产线、研发中心，了解技术原理与工艺流程。鼓励银行科技支行建立科技特派员或技术经纪人制度，在信贷审批团队中要求配备具有理工科背景或产业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同时，建立差异化考核与尽职免责机制，改变过去只看重财务指标的传统信贷逻辑，让金融人才敢于基于对技术前景的专业判断进行创新服务，真正发挥绿色通道的作用。　　扫除“桥梁型人才”发展障碍　　锻造“桥梁型人才”，既需要在实战中培养锻炼，又需要在制度层面为人才的成长与流动扫除障碍。　　一是打通“旋转门”，让科技领军人才在产学研之间畅通流动。要破除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壁垒，让既懂科技又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能够两头兼顾、两头都通。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到科技领军企业兼职或挂职，参与创新联合体的技术攻关；同时，吸引企业家、企业高级工程师到高校担任产业导师，参与人才培养。通过“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的双向互聘，让课堂连接生产一线，让实验室对接市场车间，在流动中催生更多能够统筹产学研的战略科技人才。　　二是调整学科设置，从源头上培养懂技术的科技金融人才。面对科技金融人才的巨大缺口，高等教育必须从学科源头破题。加快布局“金融＋科技”“金融＋产业”的交叉学科。鼓励金融院系与理工科院系联合开设微专业或双学位项目，重点培养学生对硬科技的认知能力。同时，在金融专业课程中嵌入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基础知识，让未来的银行家、投资人既懂金融工具，更懂技术价值，真正成为连接科技与资本的金融“翻译官”。　　三是完善容错机制，让两类人才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无论是科技攻关还是科技金融，高风险是固有属性，要用制度为敢闯敢试托底。对于科技领军人才，要进一步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让其在成果转化中获得合理回报；对于科技金融人才，应加快出台并落实普惠信贷尽职免责的细化标准，明确在不良容忍度范围内的非主观失误可免除责任。唯有让两类人才在各自领域敢于探索、无后顾之忧，各得其所、各展所长，他们才能成为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焊接点”、连接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转换器”，企业创新的双引擎才能释放澎湃动力。　　（作者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966.56万吨！四川发现世界第二大轻稀土矿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侠）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四川省冕宁县牦牛坪矿区查明稀土氧化物966.56万吨，成为在产稀土矿山资源储量世界第二的轻稀土矿，仅次于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矿。　　稀土被誉为“现代工业维生素”，由于稀土元素有独特的光学特性，且部分稀土元素还具有强磁性，因此其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重要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在电动汽车中，驱动电机需采用高磁能积的稀土永磁材料，以提高能效和功率密度；光纤通信中的信号放大器需依靠铒等稀土元素确保信号的稳定传输。　　我国是全球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轻稀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四川、山东等地；重稀土则主要分布在江西、福建、广西等地。此次牦牛坪稀土矿的找矿突破，将进一步增强我国轻稀土资源保障能力，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资源底气”。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省将立足矿产资源分布特点和区域发展定位，统筹推进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布局与产业发展布局有机衔接，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产业”的良性循环；在攀西地区，聚焦钒、钛、稀土等，发展壮大先进材料、高端装备、精细磷化工等产业。同时，四川还将重点推动攀西稀土矿等共伴生资源丰富的矿产高效综合开发，提高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并推动矿山企业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改造，推广使用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装备，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碳排放强度。